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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对企业而言是一项高风险、高难度的变革，当下，全球经济放缓、中美贸易争端、产业升级等多重因素更是让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充满荆棘。
随着国内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制造企业需要加速转变以往低效的规模化成长模式，在新一轮发展中革新未来发展模式；且在全球经济下滑以及国际分工体系高度专业化下，中国制造商以往依靠成本优势扮演“生产角色”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未来的发展，必须在整个价值链的重要环节掌握主导权，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拥有主导分工的能力。
中国制造业当下面临的困境既是一个长期积累下的问题，也是一个未来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很多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比如人工成本低、政策导向型强、创新能力不足等。为什么中国制造商的技术创能能力一直难以提升上去？全球经济下滑、中美贸易争端等国际环境变化又对中国制造企业有何影响？未来制造企业又该如何发展？近期，世界经理人就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专访了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试图探寻未来中国制造的发展路径。
世界经理人：过去几年间，中国制造商在新一轮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发展困难，您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黄少卿：从表面来看，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创造上难以取得突破。尤其是现在全球经济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之前的成本领先战略不适应了，即通过各种方式降低制造成本、在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取得优势的做法越来越难以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然而，通过创新来创造利润的能力又还没培养出来，就会导致企业出现各种问题，苦苦维持经营甚至被淘汰成了较普遍现象。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有其他深层次原因的。
世界经理人：转型对企业而言是一项高风险、高难度的变革，当下，全球经济放缓、中美贸易争端、产业升级等多重因素更是让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充满荆棘，你认为中国制造商当下面临的转型挑战主要是什么？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黄少卿：中国制造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快速发展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规模经济，用大量设备投资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生产，通过规模化生产把成本降到非常极致的水平，获得成本优势。二是国内宽松的监管政策和标准要求也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为中国创造了一种基于绝对成本优势的竞争力。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要继续维护这两点都会存在困难。此外，中国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企业建立在此之上的成本优势也逐渐瓦解。
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主要是承担生产加工环节，附加值比较低。早期的发展主要依靠各种成本优势。而这种所谓的成本领先战略越来越难以适应当下的发展要求，但企业短期内又没有能力迅速提高创新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上缺乏主导分工的能力，因此变的越来越被动。随着跨国公司把生产加工环节往东南亚地区转移，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仅仅扮演生产制造的角色会越来越困难，这就是新的挑战。
当下全球市场日趋饱和，国与国之间以及与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全球大环境来看，发达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打击一些非本国的企业及其产品，保护本国企业利益，即出台一些保护性政策来构筑经济壁垒。这种政治力量当前在全球存在强化的趋势。
要找到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应对之策，还是要回到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长时间上不去的根源上去并加以解决。按照技术的生产函数，生产技术需要大量的研发资金和人员的投入，但是中国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积极性和意愿，而且研发效率也不高。
一是政府过去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副作用比较大。
出口加工本身不需要太多的创新研发，政府给企业提供低成本用地、减免税收等很多的优惠支持，导致大部分企业根据短期利益做出的生产决策被扭曲，在市场环境相对宽松时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扩大生产规模，而没有提前为未来创新研发做好基础准备工作，长期下来未能形成较强的创新能力。
近年来这种状况改变并不明显，因为全球经济下滑，地方的产业扶持政策不但没有减弱，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目的是想试图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维持企业生存，导致企业很难痛下决心转变战略，从而缺乏足够动力加大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
二是国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是很完善，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不完善的结果就是企业研发出的产品很快就会被别人模仿，投入大量成本可能大部分收益却被别人拿走了，不能够从研发上获得足够多的回报，企业不敢轻易大力投入创新研发。不过我相信，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国会加快改进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制度。
三是国内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还非常薄弱。
技术创新上的突破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于经验取得，即生产者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在探索中解决技术难题创造新价值，中国过去所谓的“四大发明”其实都是基于经验的技术创新。但是基于经验的技术创新是不连续的、不可预期的、不稳定的，进展也很缓慢。第二种是基于科学的技术创新，比如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发展进程都是基于重大的科学理论突破，中国在科学等基础理论研究上的薄弱制约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四是中国企业现在在基础技术领域，如共性技术开发这块能力也比较弱。
中国过去的共性技术开发主要是科学院所在承担，由政府外包分发给科学院所机构，科技体制改革后，科研院所转为企业化的运作模式。国家科技部试图鼓励由行业内大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模式，可是至今成效并不明显，多数企业在得到政府的资助后还是挪用到后端技术开发上，并没有把钱真正用到共性技术的研发上。共性技术研究的薄弱制约了中国企业在后端应用技术开发上的效率。目前，政府又在推行国家创新中心模式来解决共性技术研究，这一新的模式是否有效，尚待观察。
这些方面显然都跟政府职能有关系。有人提倡市场经济就是要弱化政府的作用，总体上来讲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关键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当中需要扮演恰当的角色。我不赞成泛泛而论地强调“强市场弱政府”，而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一定要强，做好该做的事；在不该做的事情上，政府自然就要弱，比如直接干预、扭曲企业成本结构的产业政策就是不需要的，应该尽早退出。
中央文件所强调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于目前中国制造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非常关键。企业自身也要加倍努力，技术能力强与不强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每个企业现在开始要认真规划做好未来的研发战略，发展到一定阶段研发能力慢慢就能提升上去，最根本还是要愿意在技术开发上做投入、做积累。而且，从一个国家整体而言，研发投入积累的资源多，动态比较优势才能逐步转变到从事“从0到1”的创新领域来。
世界经理人：在世界经理人此前的采访中，规模较大的中国制造商似乎都喜欢提“从产品向服务转型”、“转型为软硬件提供商”、“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商”，你怎么看这种现象，是否是制造业转型的一个大方向？
黄少卿：制造业和服务业相融合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全球制造商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两者的融合能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有更多的服务能力以后，制造商就不仅是一个生产商的角色，可以及时地改进产品性能，更好地和消费者需求相吻合，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诉求，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且，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把服务、制造和市场结合起来，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虽然大方向很清楚，但中国企业转变起来也不会太容易，现在政府每年在技术提升上也不断投入大量的资金，比如现在对新一代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投入是非常大的，中国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强度放在全世界来比较都不差，但是信息技术对企业的效率提升作用还不是很明显。
服务的本质是“人与人打交道”，这显著不同于“人与物打交道”的制造过程。人与人打交道涉及到交易成本，涉及到如何建立信任。在以陌生人之间相互交往为主的场景下，要防止失德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最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法治，借助于一个独立、公正、高效的第三方司法体系来解决纠纷，并形成法治的威慑力。如果这个方面中国无法取得显著进步，服务和制造相结合、乃至服务业自身的发展，都会遇到交易成本过高而发展受到阻碍的难题！
要实现中国企业的“服务化”、成为“解决方案提供者”，一是企业自身需要做一系列改变，比如加快组织变革，走向扁平化，更快速更准确地对市场做出应对；加快研发战略的调整，企业技术开发的创新项目需要更好地响应市场的变化；强化内部服务意识，建立并完善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服务机制。二是政府务必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让企业的创新成果受到更严格的保护。
世界经理人：作为一个传统制造型的企业，如何应对新技术的浪潮？
黄少卿：在新技术浪潮面前，似乎不好再以过去传统不传统的观点去看待行业和企业的未来发展，传统和非传统的两分法已经不适用，因为任何行业的企业都有可能通过技术创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市场角度来看，不同行业企业只应该区分为创新型和非创新型。比如，以往我们认为传统的印染行业，同样可以转变为高科技行业，甚至通过无水化技术而不再是高污染行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定好合理的监管标准、解决好各种外部性问题，剩下的就让企业家、科技研究人员等去努力。任何一个行业通过技术创新都可能发生巨变，这是很难预期的，研发人员的一个突发奇想就可能把整个行业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模式全部给颠覆掉。
世界经理人：您认为中美贸易争端给中国制造商的主要冲击有哪些？制造企业应该主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格局？
黄少卿：明显的一个冲击就是企业海外订单的大幅减少。需要关注的是：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是海外市场的部分丢失，整体来讲也会影响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的利用，因为订单规模的缩小会导致平均生产成本的上涨。
现在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期，如前面所说，企业务必要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研发上做出转变。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企业在技术获取上受到更多限制，这就要求中国企业要付出更大努力，要更加关注如何迅速切入到新的前沿技术中。
另外，中国企业也应该消除一种技术创新上的不恰当的倾向，即动不动就提要全面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任何经济活动一样，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技术研发也要基于比较优势，中国不必要在所有技术上实现自主，经济上不理性；再者，能力上也不允许，任何技术都要自主创新，这是一种把自己排斥于国际分工之外的自我封闭思维模式。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可能再走自我封闭的老路。
中国政府要努力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竞争的贸易体系，形成让中国企业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一方面，我们要把创新这件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加速技术创新的积累过程；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在技术开发上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别，借助国外力量帮助中国完善整个产业链体系。中美应该通过谈判解决贸易纠纷，维护WTO框架体系以确保全球市场的自由竞争。
世界经理人：根据您的研究判断，中国制造商的管理水平大致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应该如何从管理制度上突围，推动企业转型？
黄少卿：国际上就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若干年前，斯坦福大学的布鲁姆（N. Bloom）教授通过对全球各国数千家企业的调查，对不同国家的企业管理效能给予打分。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企业的管理效能在全世界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大概比美国低26%。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企业在管理效能上能够达到美国企业的相同水平，那么，在不需要增加资本的前提下，中国的GDP就能增加26%。
管理突围的确值得中国企业当前好好下功夫，既然中国企业的管理效能上还有如此之大的提升空间。我认为，企业提升管理效能的渠道很多，譬如，可以从改进现场管理来提升管理效能。大概10年前，我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ＭＢＡ论文答辩专家，对一篇如何改进中国企业现场管理来提升效率的论文印象很深刻，其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企业的现场管理借鉴日本丰田模式、实现精益化管理（Just in time）的空间很大。现在管理学界依然很重视这一点，尤其是当下借助各种信息技术，企业实现精益化管理模式的条件更加成熟了。而且，精益化管理的必要性也更高了，因为定制化、柔性化生产越来越普遍，这有助于发挥精益化管理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潜力。
世界经理人：根据您的研究，那些转型成功的国内外优秀企业是否有什么可供借鉴的共性？
黄少卿：举一个比较老的、但是依旧有参考价值的案例，那就是是香港利丰集团的转型。利丰集团最早是一家贸易商，后来成功转型为一家“全球供应链管理商”、一家“发包商”，即主动对生产制造企业通过业务发包，在全球建立高效率的供应链体系。利丰集团将原料、制造、组装、运输等环节全部组合到一起，打造了独特的供应链商业模式，并将市场做到全球，从全球采购原料，也从全球寻找客户。利丰集团正是通过掌握对市场的发包权而成功转型的。
如果要对各种转型成功的企业来概括出一个共性，那就是看企业能不能够形成自己对产业链或者供应链的主导权，这是所有转型成功企业都具备的一个能力。这也和中国制造商未来发展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制造商最终的目标是要从一个单纯的加工制造者，努力往产业链、价值链的上游走，逐渐形成整个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上具有“发包”能力的角色。
具体来说，中国制造业企业要进一步巩固资金在制造环节的竞争力，这是立足之本。当下在海外市场受到各种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可以考虑更多借助于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来巩固自己的生产规模、维护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在此基础上将自身制造环节的能力进一步强化。利用在国内中低端市场所创造的利润，投身于培育自身的研发能力，由此向产业链上游环节延伸，甚至向行业的中高端市场延伸，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提高企业的服务能力，从而在将来有条件逐步转向价值链供应链的管理者和控制者的角色，最终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能够掌握主导权。我相信，通过中国企业的不懈努力，这是完全可期的。
文章来源：世界经理人， 沐野
编者：云朵匠 | 数商云(微信ID：shushangyun_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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